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儒藏》的首批成果——史部50册，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为一个古典文献和儒学的研究者，捧读之后，感慨系之。

《儒藏》的编纂，目前已成学界的“热点”。但平心而论，这几年最早提出《儒藏》编纂构想的，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所长舒大刚教授。[2]在现今已有的种种《儒藏》的编纂体例中，最早成型、最为系统、最成熟而且也最为切实可行的，也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方案。从目前所做的工作来看，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工作不但做得最早，而且也做得最好。

1997年四川大学古籍所提出编纂《儒藏》，当年即获准列为校重点项目，1999年立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还陆续进行了商标注册、工商注册和网络实名保护等工作。这都是有案可查的。目今国内其它几家单位尚在坐而论道之际，他们又推出了精心编纂的《儒藏》首批成果——史部50册，说是先声夺人，应不为过。

从已出版的史部50册《儒藏》来看，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是不负众望、可圈可点、可钦可叹。

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虚假的、靠不住的、名不副实的东西太多。比如《儒藏》的编纂，本来是一个古籍整理的工作，但我们京城里，偏偏就有一些从没做过古籍整理工作的人，在买空卖空，大肆折腾。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文化名人，不管是搞梵文的，还是搞道教、佛教的，都能搞《儒藏》。不仅自己一概通吃，还视为专利，不准别人搞。别人即使要搞，也只能挂在他们的名下。这样，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被我们这些文化名人当作时下的建筑工程，一而再，再而三，层层转包，结果最后落到了我们刚入学的硕士生手里。我本以为这是我们单位的特例，一问，其他单位也皆如此。这样整理出来的东西，谁能放心？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的《儒藏》则不然。我们可以先看看史部的编纂人员。主编是舒大刚，副主编7名，刁忠民、王智勇、尹波、李文泽、吴洪泽、郭齐、杨世文，全都任职于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其中：舒大刚，主要从事宋代文献、儒学文献研究，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10余种。先后承担和完成《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元文学部》、《三苏全书》、“电子版《宋会要辑稿》”、《宋集珍本丛刊》等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刁忠民，在《全宋文》工程中，承担任务最多，曾完成过《后村大全集》等大型文集的校点。王智勇，主要从事宋代皇帝诏令的收集整理，出版《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一书，从事《靖康要录笺注》、《历代学案》等研究课题。尹波，参加了《全宋文》的编辑，校点了500万字，主编了10册的《宋人年谱丛刊》等。李文泽，参加了《全宋文》的编纂，校点有700万字以上。其科研成果还有《梦溪笔谈全译》，《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宋文学部三、辽金文学部，《宋人年谱丛刊》、《宋代语言研究》等。吴洪泽，主要科研成果有《宋人年谱集目》、《宋编宋人年谱选刊》、《梦溪笔谈全译》(合著)、《中文索引编制系统》(合著)、《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四（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全12册，第一主编）、《古籍整理学》（第二作者）、《旧五代史全译》（第三册）、《辽史全译》（列传部分）等。郭齐，主要科研成果有《朱熹新考》、《朱熹集》(全十册，校点，第一作者)、《朱熹诗词编年笺注》(上、下)、《朱熹传》等。杨世文，参加了《全宋文》的编纂工作，校点500万字。此外还编著或参加编著了《中国历代学案》（10卷）、《易学集成》(3卷)、《诸子集成新编》（10卷）、《诸子集成续编》（20卷）、《诸子集成补编》（10卷）等大型著作10余种，校点《张栻全集》100万字。

从前13册《孔孟史志》来看，整个47部著作的提要都是杨世文撰写。校点者是王智勇、刘琳、吴洪泽、杨世文、刁忠民、郭齐、李文泽、尹波、舒大刚、王开队、邱进之、李冬梅，审稿的是郭齐、李文泽、刁忠民、刘琳、吴洪泽、邱进之、舒大刚。其中刘琳教授，主要著作有《四川郡县志》(校点，合作)、《华阳国志校注》、《四川古代史稿》(合作)、《三国志选译》、《全宋文》(第1—50册主编)、《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刘琳、沉治宏)、《黄庭坚全集》（共4册，第一主编）、《范仲淹全集》（共3册，第二主编）、《古籍整理学》等。王开队、邱进之、李冬梅也都属于四川大学古籍所。

这样一支高素质的古籍整理研究者组成的专业队伍与非专业人士搭成的草台班子做出的工作，质量有所不同，应属必然。

作为一部前无古人的中国儒学文献丛书的编纂，“发凡起例”至关重要。舒大刚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三藏二十四目”的著录体系，这是《儒藏》编纂最为高明之处。

所谓“三藏”，即将儒学文献分为“经”、“论”、“史”三大部类。“经部”收录以儒家经典原文及注解为核心的经学类著作；“论部”收录以儒学理论为内容的思想性著作；“史部”收录以儒学史为主题的历史类著作。这种以“经”、“论”、“史”为序的体系，既表现了各类儒学文献不同的价值，也反映出儒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对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固然是一种突破，较之近年《孔子文化大全》经典、论著、史志、杂纂、艺文、述闻的一分为六，也更为扼要，更符合儒学文献的实际。比如四部中的“集部”著作，即使是儒者的别集，也大多内容庞杂，无相应部类可入。他们采取分类辑录的方式，对其中儒学理论资料、群经论述资料、儒学人物和儒学史资料，分别选编归入各部。具体而言，其经解、经论的篇什，收入“经藏”；其记儒学史或儒学人物的篇什，则入“史藏”；其论儒家理论的，则入“论藏”。这种处理方式，相当科学，非长年从事古籍整理，潜心研究古籍版本学、目录学而不能为。

所谓“二十四目”，即“经藏”的元典（含唐石经和清石经）、周易、尚书、诗经、三礼（含三礼及总论）、春秋（含三传及总论）、孝经、四书（含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尔雅、群经、谶纬、出土文献（含简帛、石刻、敦煌遗书）等12目，“论藏”的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等5目，“史藏”的孔孟、学案、碑传、史传、年谱、别史、杂史等7目。其中的出土文献类从传统的金石类来，但范围更广，对掌握儒学研究的新材料，更为有用。编者称此“二十四目”“庶几可将儒学成果及其历史收揽无遗”，是不为过。

《儒藏》的编纂不仅仅是“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还继承了刘向以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秀传统，特别注意学术源流的考辨和文献内容的分析。在三部、二十四类之前，分别撰有《总序》、《分序》和《小序》，讨论儒家学术的源流、各门文献的历史，为读者提供必要的儒学史、经学史、儒学文献史、专经研究史等基本知识。对入选各书都撰写了简明的《内容提要》，对作者之生平，著述之源流，版本之流传，内容之梗概，略作评介。这些《序》和《提要》，不但具有普及性，而且具有相当的学术前沿性。

比如到底谁是历史上最先提倡修《儒藏》之人？戴逸教授、来新夏教授均认为是明末的曹学佺，而舒大刚《总序》则认定是湖湘学人孙羽侯，并引汤显祖《孙鹏初遂初堂集序》为证。现在看来，《总序》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万历二十三年冬，明神宗因“兵部考选军政，中有副千户者不宜擅署四品职”，诘责台省，罢科道官四十人，羽侯即在其中。曹学佺方“弱冠”及进士第，年辈显然在孙氏之下。[3]这样，“数典而未忘祖”，找出了《儒藏》编纂的“百世不祧”之“祖”，非有心人而不能为。对于正确认识《儒藏》编纂的历史，正本清源，显然是有益的。

杨世文撰写的47部著作的提要，也充满了思辨性。比如崔述的《洙泗考信录》四卷，是考订孔子生平事迹的名著。提要在指出其“辨析疑伪，务在去诬罔不经之说，还孔子本来面目”，“折衷于孔孟，取信于诗书”，“其持论多有精辟之处”的同时，又告诫说“亦有仅从情理推论，多使用默证，不免武断之处，此学者不可不知也”。对崔述的《洙泗考信余录》一书，提要也说：“崔述勇于疑古，本书对孔子弟子言行加以辨析，证诸文献，揆之情理，往往能指其谬误，启人深思。虽间有疑古过勇、论据不坚之病，然瑕瑜不掩，足资考证，不可忽也。”对古人之说，既不迷信，也不妄疑，做到了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可谓读者阅读的优秀向导。

《儒藏》的大部分都采取“校点”加“影印”的方式。“影印”，做到了保持原貌，避免了重新排版造成新的错误。而“校点”，则体现了整理者的匠心，以方便读者阅读。所谓“点”，是在复印件上对内文进行标点处理，分别于行右添加“、”和“。”号。“、”表示句中停顿，“。”代表一句结束。所谓“校”，对原文的错误进行必要的“校勘”，凡需校勘的地方，皆于该字右旁添加序码，于卷末《校记》中出校说明。这是一项细致、繁琐的工作，但整理者做得严谨、认真，值得称道。比如《阙里文献考》一书共100卷，作者为著名学者孔广森之父孔继汾，该书是孔氏家族志里的上乘之作，对“孔氏家族人物、世系、林庙沿革、祀典变迁、孔庙礼乐、孔氏著述以及从祀、配享人物皆罗列详尽，类别门分，剔繁辨误，考订精核”。90年代山东所编大型儒学丛书《孔子文化大全》中的史志类收入了此书，但全系影印，既无标点，也没有校勘。阅读起来，难度很大。《儒藏》此书的整理者吴洪泽对此100卷近70万字巨著一一作了标点，虽不能保证说无一点问题，但粗疏如我者，一读下来，基本上还是信得过的。此书校记虽然不多，但一条就是一条，还是解决了不少问题。又如《东家杂记》一书，是“为现存较早的孔子史志，对于考证、研究孔子生平事迹、孔氏家族史以及南宋以前历代崇祀沿革甚有价值”，但原刻讹误甚多，古人就有《校讹》、《续校》之作。整理者王智勇在精心标点的基础上，又校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 “沽：当作‘沾’”，“宋翰：当作‘宗翰’，见文题”（页45），“一即人：当作‘即一人’”（页53）等等。比较之下，没有标点、校勘的《孔子文化大全》本显然不如经过整理的《儒藏》本，读书还是读《儒藏》本放心。

《儒藏》既是“学术丛书”，又是“学术类书”。说它是“丛书”，是因其所录以专著为主，举凡内容齐全、资料集中的儒学著作，都整部收录。说它是“类书”，则是因它又辑录一些散见于群书的儒学资料，如孔子、孔门弟子、儒者碑传以及各种经论、经解等文章，类聚成各种专题的资料汇编。而后一种工作，更能突显《儒藏》的创造性成绩，更能体现为满足儒学研究需要编纂而非简单地抄书的特点。

在“孔孟史志”类的47部著作中，《孔子言行类纂》和《孔子弟子言行类编》两部是四川大学古籍所同仁所编的新书，超过整个“孔孟史志”类13册书篇幅的六分之一，论字数则更不止六分之一，因为古籍影印字大，而新编书字小。

这两种新编资料书，对于研究孔子及其弟子至为重要。研究孔子，作为文献学而言，一是在材料真伪难辨，无所适从；二是因为孔子影响大而记载多，材料难以搜全。对于后者，有了《孔子言行类纂》一书，可以说传世文献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是书将散见于唐以前各种典籍的孔子言行资料加以搜集荟萃，重行纂辑。分为论六经、论修身、论教育、论政治、论君臣、论民及博物、轶事、传奇、寓言、讲评等若干门类；各类之中，视其内容多寡，又或立小类。大体上以孔子原语或近乎总论的材料冠于篇首，以下或依成书先后为序，或据所记言行之先后为序，或兼顾二者为序，略作编次。但一编在手，便得以基本掌握唐代以前典籍有关孔子的所有资料。

关于七十子的记载，近年来前有李启谦的《孔门弟子研究》、高专诚的《孔子、孔子弟子》，后有李启谦、王式伦编的《孔子弟子资料汇编》，特别是后者，堪称大全。以至一印再印，研究生说还是买不到。但是由于其成书较早，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的材料未及得见，马王堆帛书的一些材料也未能引用，而恰恰就是这些出土材料中，有大量子贡、子路、子羔等重要弟子的新记载，不能不引为遗憾。而《儒藏》的《孔子弟子言行类编》一书，不但收进了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的材料，而且在体例上也一改《孔子弟子资料汇编》以人物为中心、以书为序的模式，在分编弟子资料之前，安排了一通录，将总录或不易裁剪的资料按其所述内容分为传记、辑评、纪念、博考四类。这样，既减少了重复，又避免了割裂，堪称高招。在分编弟子资料时，又分为传记、纪事、佚言、辑评、传奇、寓言、纪念、博考八类，做到了纲举目张，有条不紊。较之《孔子弟子资料汇编》，使用起来，确实是方便了不少。比如子贡的出土文献，《孔门弟子研究》和《孔子、孔子弟子》两书皆未及言，《孔子弟子资料汇编》例举了帛书《易·系辞》和竹书《儒家者言》，也都是汉墓所出。而《孔子弟子言行类编》一书则又增添了上博战国楚竹书《鲁邦大旱》、帛书《春秋事语·吴人会诸侯》章。虽未臻尽美，但称之“后出转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为公论。

希望川大古籍所诸同仁再接再厉，“为往圣继绝学”，毕《儒藏》“史传”、“年谱”、“别史”、“杂史”诸类之功于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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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周易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湖北大学楚天学者计划入选人员。出版《周易研究史》、《荀子新探》、《帛书易传初探》、《新出楚简试论》、《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郭店楚简老子校释》、《出土简帛丛考》、《周易经传十五讲》等10余部传著，在《历史研究》、《文史》、《哲学研究》、《汉学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主持“九五”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国古籍总目提要·周易卷》和“九五”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关专题的研究工作。为《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编委，是《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主编。为国家宗教局、中国道教协会重点项目《中华道藏》的副主编。

[2] 早在九十年代的德阳会议上，舒大刚教授就提出了此议。

[3] 更详细的论证可参舒大刚《谁是中华《儒藏》编纂的第一人？——湖湘学人孙羽侯》一文。

　　关于《儒藏》的相关评论：

• 钟肇鹏:略谈《儒藏》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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