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就获悉四川大学古籍所提出、“211工程”立项的旷世儒学文献整理《儒藏》编纂工程；近两年来，学界编纂《儒藏》呼声日炽，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于2003年年底先后宣布编纂《儒藏》，一时京华震动，海内瞩目，群贤建言献策，《儒藏》编纂获诸家学者首肯，在南北学人共同努力之下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海内外人士的热切关注与期待中，学界翘首企盼的《儒藏》首批成果“史部” 类编50册，于2005年5月由国内儒学文献整理的先行者——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问世。全书由舒大刚、张树骅担纲主编，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获悉这一消息，笔者借近邻之便，多次到川大古籍所，对《儒藏》首批“史部”著述先睹为快，跑马观花作了粗略浏览。

《儒藏》果然气势非凡，首批成果“史部”50册虽仅为《儒藏》“史部”著录内容的一小部份，但其规模已达2566万余字之巨。50分册洋洋大观，均为精装16开本，全书气势恢宏，风格传统，装帧典雅古朴，印制精美，一经过目，即先声夺人，立即让人感受到这部超大型儒学文献丛书大气磅薄的旷世风采。

综览全书，与前贤大型文献整理丛书相比，《儒藏》“史部”卓尔不群，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体例创新，自成一家风范 举凡古之大著述大工程，无不首先明其宗旨，思其体例，建构系统，讲究类目，诚如唐代史家刘知几所云：“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内篇《序例》）。川大古籍所自1997年初提出了《儒藏》编纂工程之始，就把创建一套完整严密、实用合理的儒学文献分类著录体系，把建构一套科学的编纂体例方法，作为完成《儒藏》工程或保障《儒藏》编纂得以顺利进行的首要前提。在对儒学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摸排的同时，古籍所同仁围绕《儒藏》的分类体例和编纂方法，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深入细致的思考。尤其是该所主持《儒藏》编纂工程的首席专家——也是二十世纪《儒藏》编纂工程的首倡者舒大刚教授，积长年潜心研究儒学文献及古籍版本学、目录学之功力，先后撰成刊发《谈谈儒藏的编纂分类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4期）、《儒藏编纂之分类体系初探》（载《国际儒学研究》第十三辑，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年）以及《儒藏‘史部’编纂之构想》（“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及同际儒学研讨会”交流论文、国际儒学联合会网站发表、四川大学《儒藏通讯》第五期转载，2004年）等文篇，率先对儒学文献的著录分类和编纂体例，提出了自己慎密深思、严谨独特的“三藏二十四目”创新体系。首批《儒藏》“史部”类编50册著述问世，就是这一创新分类编纂体系的实践成果。

所谓“三藏二十四目”，就是采用三分法，将儒学文献分类归入儒经、儒论、儒史三藏即三大部类；每一部类之下，按本部现存文献实际分门别录，细分若干小类子目，合“三藏”共计“二十四目”。其中，经藏（即经部）收录以经书为主体的经注、经解和经说著作系列，论藏（即论部）收录以儒学理论为主体的儒家理论、礼教、政论等著作系列，史藏（即史部）收录以儒学历史为内容的人物、流派、制度等史料著作系列。“三藏二十四目”以儒学为核心，以儒经、儒论、儒史为基本框架，既可统摄囊括所有儒学著述文献史料，又能反映儒学发生发展之历史全貌，是为一种全新的儒学文献著录体系。翻检浏览《儒藏》“史部”50册首批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三藏二十四目”这一编纂体例在付诸实践例证的检验中，的确达到了类例分明、著录有序、重点突出、源流明晰的最佳效果。

“三藏二十四目”付诸实践的《儒藏》“史部”编纂体例，不仅彻底打破传统四部即经、史、子、集文献分类框架，而且彻底摆脱旧志“史部”如《隋书·经籍志》“史部”类目之正史、古史、杂史、起居注、职官、杂传等分类成例，突破传统修史“编年”、“纪传表志” 一类成规旧矩的束缚，其编纂方法最具特色的创新之处，是根据各专题儒学文献著录的实用需要，自创出一套“丛书与类书相结合” 的全新编纂体例。例如，《儒藏》“史部”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等整部著作完整收录于其专题类编“历代学案”之中，对此类整部收录的著作来说，《儒藏》是一部大型的“儒学丛书”。而《儒藏》“史部”中的“儒林碑传”类编，则是从各类史志、文集、总集、金石文类等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将散见的、局部的材料一一辑录汇总而成；就此类辑录新编、类聚而成的专题文献资料汇编而言，《儒藏》“史部”又兼有专题“儒学类书”性质。概言之，“丛书”与“类书”互补，融“专题丛书”与“专题类书”为一体，构成了《儒藏》“史部”自成体系，科学合理且使用方便的创造性编纂体例。

新的体例必然导致新的排版编辑方式。《儒藏》“史部”50册的编纂，根据著录文献的具体情况，一方面采用了“校点” 加“影印”的方式，在复印件上进行标点处理，然后扫描制版，尽量减少重新录入带来的错误。但另一方面，根据内容辑录编纂的必须，尤其是零星载记或单篇文献汇集在编排组版上的实际需要，《儒藏》“史部”在版式上大胆“打破原书”作新式编辑，进行仿古排版。如设计标准版式、版框和书眉，对原书中缝、页码作统一处理以及采用统一的仿古字体等等。从首批“史部”50册总的编辑情况看，“影印”扫描自不待说，原汁原味保留了古籍图书本真原貌，凸现出古籍版本原生状态的阅读审美享受；而“新式编辑”的重新排版组版，由于处理得当，编排合理以及采用统一的仿古版式及仿古字体，同样给人以古色古香，传统素雅的古朴书卷气息。

类目分明，体系完整，是《儒藏》“史部”首批成果在编纂体例上展示呈现给我们的另一重大特色。尽管在“三藏二十四目”的全部内容中，此次问世的《儒藏》成果仅占“一藏三目”，即为“史部”大类中的三个子目，但从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儒藏》全书气势磅薄的整体框架及类目分明、构思慎密的完整体系。在“史部”类目中，不同主题或不同内容的文献史料各有类编专题所属，分别按不同专题的学术发展脉络编排类聚，汇集成册；而同类之下，又遵循“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原则，将不同次级主题的文献相对集中，在类下又形成若干小型子目专题内容。如《儒藏》“孔孟史志”编，所收文献不再粹纯按作者年代编排，而是以类统书，将孔子、孔门弟子、孟子、孔庙礼乐等书分别集中编录，使之类别分明、眉目有序，为读者“即类求书，因书就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儒藏》“史部”编纂者们在体例上的完善建构和慎密深思，还通过若干细节编例的安排设置得以充分凸现。如在每部、类首册冠以“儒藏分类目录”昭示全书整体框架及标示本部、类所处位置；在各类首册列该类“收书目录”以明本类全貌；在每部、类之前分别冠以《总序》、《分序》、《小序》文篇，以阐明儒家学术的源流正变及各门儒学文献的渊源历史等等，形成了《儒藏》全书庞而有序，慎密完善，系统严谨的完整体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儒藏》“史部”编纂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原则，对每一编类入选之书，皆撰简明“提要”列于该书卷首，以述作者之生平、著述之源流、版本之变迁和内容之梗概。这一仿《四库全书》立“内容提要”之例，不仅有助于读者对入录《儒藏》各单列著作之“学术辨章”的了解，而且一俟全书完成，汇所有“提要”为《儒藏全书总目提要》，则既可视之为《儒藏》全书内容之浓缩精本，更可成为读者阅览研习这部典藏巨制之重要目录指南。

总之，在目前国内诸家《儒藏》编纂单位还在围绕该书的分类方法和编纂体例言人人殊进行初步讨论之际，川大古籍所已因先期累年的苦苦探索和艰辛努力，把富于创新的体例付诸具体实际编纂，从实践运作的层次上，把《儒藏》工程实实在在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古籍所学人筚路蓝缕，打破陈规开拓创新，不仅率先向世人奉献出旷世《儒藏》工程的首批学术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超大型典藏文献的著录整理方面，向当代社会及当代学界，贡献了一套自主创新、独特实用的分类体系和科学合理的编纂体例及方法。

（二）资料宏富，堪称儒史大全 儒学在中国已有二千五百余年发展历史，史料汗牛充栋，文献浩如烟海。但由于儒学本身自古无《藏》，历代目录学著述囿于综合性目录的编纂体例，并没有为“儒学史”设立专目，进行单列文献著录，故儒学文献从未得以进行专门化、系统性的全面整埋。历代儒学史料被笼统杂录于综合性“史部·传记”或其他别集、总集之中，学术源流混淆不清，其内容和价值不能得到应有彰显。

川大古籍所首批《儒藏》“史部”成果问世，结束了迄今为止儒学文献史料没有专门著录体系，缺乏系统性、专题性整理之尴尬，其行此举，实肇当代弘扬儒家文化风气之先，开21世纪大型儒学文献史料著录整理之先河。

《儒藏》“史部”编纂以“学史”为宗，本着反映儒学历史的基本原则，以收录反映儒学发生发展、壮大兴盛、转化衰落及复苏转型历史的书籍文献为主旨，将所收录的儒学史料著述分目为“孔孟史志”、“历代学案”、“儒林碑传”、“正史儒传”、“儒林年谱”、“儒学别史”、“儒学杂史”七编。此次问世的《儒藏》“史部”首批50册成果，包括如下三类编目：

首编“孔孟史志”，是有关孔孟、孔孟弟子、孔孟后裔及以先秦儒学人物为主题的史料集成，收录历代记录、考证、研究孔孟及其家族、门人生平事迹以及孔庙崇祀沿革典礼、圣门掌故等方面的著作。具体收录有《孔子弟子传略》、《孟子弟子考》、《东家杂记》、《孔氏祖庭广记》、《圣门礼志》、《圣门乐志》、《圣门志》、《孔圣全书》《圣迹图》等多种文献著述。在《儒藏》“史部”著录排序中，本编排次为1——13册，共计7330千字。

第二编“历代学案”，收录历代有关对儒学历史“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述思想史方面的著述。具体收录的著述包括唐晏《两汉三国学案》，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冯云濠、王梓材《宋元学案补遗》，黄宗羲《明儒学案》，徐世昌《清儒学案》等五种。此五种学案蝉联而下，卷帙浩大，构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术史著作体系。各个学案体例完备、内容丰富、资料齐全，皆能全面、系统地展示一代儒学发展的源流正变以及主要儒学家的学术成就贡献，是名副其实的断代儒学全史。在《儒藏》“史部”著录中，“历代学案”编次为14——36册，共23册计9874千字。

第三编“儒林碑传”，广搜史志、文集、总集、金石文类及考古文献中历代儒学人物的各类碑传史料，广采慎择予以汇录。搜集各类碑传文章达四千余篇，涉及传主三千余人。本编以时代为纲，以儒学人物生卒年为序，按历史朝代顺序分为七个部份：即《两汉魏晋南北朝儒林碑传集》、《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宋儒碑传集》、《辽金儒林碑传集》、《元儒碑传集》、《明儒碑传集》、《清儒碑传集》。历代儒学人物的碑传资料，皆次第胪列毕荟于此。在《儒藏》“史部”类编排序中，“儒林碑传”编次为37——50册，共14册计8459千字。

以上三类编目收书约80余种，总计2566万余字。尽管只是《儒藏》“史部”七类编目内容中的一小部份，但其规模之庞、文字文巨、资料之丰，已蔚为壮观令人感叹。并且，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首批三类编目所搜罗著录的庞大儒学文献资料体系中，不少儒学史料都是第一次被发掘清理以示学人。如《孔孟史志》编中的“孔子言行类纂”、“孔子弟子资料类编”等书，就是将散见于历代各种典籍中有关孔子言行、孔子弟子的零星材料辑录荟萃，编纂成册以入“史部”类编的。而在《儒林碑传》编目中，大量无人统综、鲜为人知的儒学人物碑文、墓志史料，均是第一次被系统挖掘清理，辑录成册昭示于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若没有《儒藏》“史部”对儒学文献史料如此浩大规模的广采博收及深入系统的发掘清理，大量散见于各书各典，无人统综的珍贵儒学史料，难免长期尘封匿迹，没于翰海而最终难见天日。

《儒藏》“史部”在总体性质上是一部超大型“儒学史丛书”，是自儒学问世以来对其文献史料规模最大、最为全面系统的一次集大成整理总汇。就儒学史资料的荟萃集成而言，此次“史部”仅三类编目问世，即巍巍卓立而为儒史专题典藏资料钜制，若其他四类编目即“正史儒传”、“儒林年谱”、“儒学别史”、“儒学杂史”之内容一并完成付梓，《儒藏》“史部”必然名副其实，成为一部空前绝后的“儒学全史”。
（三）取舍有度，校点精当 首批《儒藏》“史部”内容编纂，涉及对众多古籍图书的甄别筛选。如何权衡定夺录其入《藏》？怎样合理取舍以明其宗？国内学界，尤其是参与《儒藏》编纂的诸家单位，都见仁见智，各抒己见积极讨论。川大古籍所学人基于长期对儒学文献的清理模索和整理经验，对《儒藏》“史部”文献史料的搜罗荟萃或甄别取舍，无论是专书著录还是零星载记或单篇记录，均慧眼独具，有其一套著录有据，实用合理的选择标准或取舍原则。

比如，国内有《儒藏》编纂单位提出：《儒藏》“史部”选目，应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反映儒家史学观点的著作收录其中。 而川大古籍所《儒藏》编纂者们对此却不敢苟同，认为此类选书容易引起体列混淆，模糊收书范围界限。并阐述其原因称：《儒藏》“史部”之性质是“学史”（即儒学史）而非“史学”，而《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类著述只是儒者的史学成就而非儒学历史著作。如果把儒者或儒化历史学家撰史论史的史学著作当作儒学史本身著录入《藏》，就完全混淆了《儒藏·史部》之“儒学史”专题内容与《二十四史》类综合性“史学”内容之差别，其结果难免“道大难容”，著录冗杂造成体列混乱。由此，川大古籍所在《儒藏》“史部”文献著录的甄别取舍中，目标明确，有条不紊，凡与“儒学史”无关之文献一概不取，而与之相关的史料则尽量收录。《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类整部典籍因主体内容与“儒学史”偏离而弃之不取，但《二十四史》中与“儒学史”有关的内容如儒林列传、名儒传记等史料，则专门选录汇集，著入《儒藏·史部》“正史儒传”或“儒林年谱”编次子目中。

此外，即便是与“儒学史”主题吻合或属主题范围所及之文献史料，在入录《儒藏》“史部”编目过程中，编纂者们也是严格把关，慎之又慎反复斟酌。如第三编“儒林碑传”的编纂，编纂者们制订的著录取舍标准是：“除历史上公认的，对儒学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大儒、名儒所在必收外，其他则着重发掘那些有儒学事迹、有儒学著作，而又鲜为人知儒学人物碑传资料”；“对唐以前的儒人碑传，尽量从宽……对宋以后的碑传，除辽、金、元收录较宽外，其它王朝都收录较严。大体上形成前松后紧，上宽下严，少数民族宽，汉族学人严，辽金元宽，宋明清严的取舍格局，从而起到轻重适度，内外有别，先后兼顾，古今互补的作用。”（见《儒林碑传小序》）如此缜密深思，周详细致之安排考虑，凸现出《儒藏》编纂者们在“史部”文献史料收录取舍方面，的确呕心历血，造诣非凡。

另就相关技术层面如校点、校记而言，川大古籍所在长期的古献文整理实践中，造就出一批学力深厚、精于古文校点、校记的专家，业已成为国内古籍文献整理研究方面一个优秀的学术群。但尽管古籍所同仁在文献校点整理方面功力深厚且经验丰富，因此次《儒藏》“史部”编纂非同寻常，为了确保所录文献史料在校点、校记整理方面的质量，尽量避免失误减少纰漏，编纂者采取了校点、审阅各司其职的文责制。某一著作由某人校点完毕，另由他人负责审阅，并在各分册的目录中，标署点校者和审阅人的姓名，以明文责。就一般常态经验或一般理性判断而言，如此庞大规模的巨量文献整理，在校点、校记方面不出一点差错或没有些许纰漏是根本不可能的，川大《儒藏》编纂者们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们通过建立“各司其职、各明文责”的编纂条例，尽其努力把差错纰漏降到最低。应当说，行之有效的编纂条例，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为《儒藏》“史部”各编文献史料在校点、校记一类技术整理上的准确无误、精益求精，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儒藏》编纂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从1997年率先立项启动，到如今首批“史部”成果问世，川大古籍所学人业已走过漫漫八年艰辛路程。八年之中，古籍所同仁以《儒藏》编纂为目标，几乎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儒学文献的调查模排及整理研究之中，而与之密切相关的外围学术成果，也一个接一个不断问世如《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5巨册、《朱熹集》10册、《宋人年谱丛刊》12册、《易学集成》3巨册、《黄庭坚全集》5册、《三苏全书》20册、《宋集珍本丛刊》108册等等。如此一连串与《儒藏》编纂密切相关的外围学术成果（或前期系列成果）相继问世，一时同行瞩目，学界称誉，古籍所同仁的骄人业绩，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专家的广泛关注。

伴随前期“系列”成果的问世，川大古籍所学人最终石破天惊，把八年心血铸就的“史部”50册鸿篇巨制即《儒藏》工程的首批学术成果，率先奉献给世人。而据有关消息报道，该所目前尚有1.4亿多字的《儒藏》点校、排版资料，同时完成了150册的儒学文献影印工作。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继《儒藏》首批成果的成功问世，凭借在儒学文献整理方面雄厚的群体实力，凭借其丰富的资料储备和先期实践的经验优势，川大古籍所学人必将乘势再发，黄钟再鸣，在《儒藏》编纂工程的奋进中，给学界同仁带来更多的希望和更大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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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修明（1952-），男，四川泸县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专业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关于《儒藏》的相关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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