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就获悉四川大学古籍所提出、“211工程”立项的旷世儒学文献整理《儒藏》编纂工程；近两年来，学界编纂《儒藏》呼声日炽，北京大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儒藏》首批成果史部五十册出版了。承蒙出版社惠赐，其中十四册《儒林碑传》及五十册总目摆上了我的案头。

望着这部煌煌巨典，令我由衷地为川大古籍所同仁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而欢欣鼓舞。欣喜之余，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川大古籍所同志们卓越的学术见识和不凡的气魄，感受到了他们为编纂《儒藏》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所花费的艰辛功夫，感受到了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和强大的学术实力。下面，我即从这一角度，讲几点感想。

一、见高识远，气魄不凡

摆上我案头的虽然只是《儒藏》史部《儒林碑传》十四册，但这十四册已是鸿篇巨制；再看史部五十册总目，更是洋洋大观。而史部也仅是《儒藏》“三藏二十四目”的一部分，可见《儒藏》是一个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这一学术工程的设计规划，充分显示了川大古籍所令人敬佩的超人学术见识与不凡的学术气魄。

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即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大讨论。由于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与《周易》的发现，于是讨论的热点就集中在《老子》与《周易》上。随着讨论的深入发展，也出现了道家热、兵家热、法家热、文化热等。在这一时期，学术界虽然为孔子翻了案，但对儒学的认识还很不够，儒家也未成为讨论的焦点。随着孔子基金会的成立，对孔子与儒学的研究始受重视，一些学者也逐渐把眼光集中到了儒学与儒家文化上。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相继发现与出版，对儒学和儒家文献的研究方形成了高潮。

川大古籍所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学术发展机遇，于1997年初提出了编纂《儒藏》的构想，引领了《儒藏》编纂的风气之先。这充分表现了他们对儒学与儒家文献价值的总体认识。舒大刚教授在《儒藏》总序中对儒学的价值和功用做了全面的概括：儒学是中国的，是东方的，又是世界的；儒学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儒学是理论的，尤其是实践的。又说二千多年来，儒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灵魂”。这个认识是相当高的，代表了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谈到治史时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之者尤难。”“史所贵者，义也。”“非识无以断义”。强调修史首在重识，没有真知灼见，不会编撰出一流史著。川大古籍所编纂的《儒藏》，创造出有别于四库的“三藏二十四目”新体例，正表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从这一高起点的认识出发，他们的编纂工作自然信心足，气魄大，热情高。这也就是他们能于今年推出《儒藏》首批成果史部五十册巨典的根本原因。

他们推出的《儒藏》首批成果也是适时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要求精神文明的建设与之相适应。而我国历史上任何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其实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与中华民族魂魄的重塑时期。值此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华民族魂魄的重塑时期，不仅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更要求我们积极吸取革命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吸收一切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儒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灵魂”，自然是重中之重。而儒家典籍是儒学的载体，川大古籍所能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率先提出编纂《儒藏》，并推出首批成果，应该说是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重塑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是与时俱进的。这也是他们见高识远的又一表现。

二、搜罗宏富、宽严得当

《儒林碑传》是《儒藏》史部的一个重要门类。所收文章上起西汉，下迄清末民初，约四千多篇，涉及传主3400人，编为717卷。又按历史时代分编为：《两汉魏晋南北朝儒林碑传集》4卷，收录了37人；《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60卷，收录540人；《宋儒碑传集》108卷，收录840人；《辽金儒林碑传集》12卷，收录38人；《元儒碑传集》156卷，收录750人；《明儒碑传集》100卷，收录750人；《清儒碑传集》177卷，收录1100人。结成七集，十四册，文字不下千万。编纂者云：“历代儒学人物的碑传资料，毕荟于此。”搜罗可谓宏富。

编纂者所下的搜罗之功，是巨大的。因为历代人物碑传数量庞杂，散见于各类文献当中，如文集、总集（如《全唐文》、《全宋文》之类）、方志、金石碑刻等。有些碑刻甚至藏于深山水滨，历经风雨剥蚀，濒于漫灭，搜求十分不易。幸有宋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明焦竑的《献征录》，清钱仪吉的《碑集传》一类碑刻总集保存了部分资料，可仍有许多资料散落各地，令研究者无法见到。

这次碑传编纂者花费大量力气，从相关文集、总集、方志、金石碑刻、野史笔乘及考古资料中勾稽索隐，搜罗了数千人的碑传资料，按时代编排成册，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使研究者可按目检索，开卷即得，十分方便，大大节约了翻检资料的时间，省却了苦苦寻觅之苦。编纂者的辛劳之苦，大有功于学术界。

编纂者的选材也颇有法度，宽严得当。除对历代公认的名儒、大家一概收入而外，对其余入选学者则区别对待，不拘一规。为从更为宽广的角度展现不同时代的儒学风貌，其选材随时代变化而有所差异。唐代以前，儒学文献保存数量有限，人物也相对较少，入选标准与范围则适度放宽；唐代以后，儒学发达，文献保存数量剧增，儒学人物随之增多，则收入标准与范围就较为严格。就民族所属而言，对汉民族的儒学者收录标准较严，而对少数民族儒学者则收录条件较宽。对于非汉民族统治的辽、金两朝及元代，所收录的儒学人物也有所放宽。这种区别对待的入选标准，依据的是历史时代的变化，从而也就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儒学发展的特点。编纂者概括自己的原则说：“轻重适度，内外有别，先后兼顾。”正是这一原则的执行，从而使《碑林传》既做到了搜罗宏富，又宽严得当，避免了倚重倚轻现象。

三、体例创新，方法独特

《儒林碑传》的编纂体例是《儒藏》编纂体例的一个部分。《儒藏》“三藏二十四目”的体例是创新的，是匠心独具的。全书有总序、分序、小序及各书的提要。依编纂体例，《儒林碑传》有小序，其七集每集又有内容提要，概述各个时代儒学学术的发展源流、演化轨迹、学派与时代特色、儒学人物、著作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为读者了解这部巨著，起到了导读作用。全书的设计安排，体现了编纂者惨淡经营的苦心，它使全书能合能分，合则全书融为一体，分则独立成册，没有枝蔓离析之感。

在编纂方法上，也颇为独到，首先利用了近年来古籍整理的成果。自1983年以来，在高校古委会的领导下，经过国内文献工作者的努力，现存古籍中的相当部分都得到了整理。《碑传》充分吸收了这部分成果。两汉至宋代部分的碑传，有很好的文献整理本，全书即利用了这些文本，经过新式排版、精加校勘，配以新式圈点，做到了版式划一，美观大方。至于元代以后的文献，由于系统整理者少，《碑传》则选择较好的版本，影印原版，标注圈点符号，经精心点校后，配以校勘说明。这样既达到了原版保真，又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整理本，体现了古今方法的统一。

《碑传》还对同一传主的多种材料，采取不避烦琐，力求详尽的方法，兼容并收。如收宋毕士安行状、神道碑、墓铭凡3篇；收司马光墓铭2篇；收明王守仁世家、墓碑、墓铭、史传凡4篇；收清孙奇逢墓表、年谱序、传3篇，凡5篇。这种收录方法，志在全面反映儒学人物的生平事迹，还历史以本来面貌，故不以为繁复。

四、学术队伍精干、编纂水平很高

《儒林碑传》七集十四册，洋洋千余万言，编纂整理者只有7人，而其中主编杨世文、舒大刚，副主编刁忠民、李文泽、郭齐等五位先生都是古籍整理学界的知名学者。杨世文先生曾参加《全宋文》编纂工作，点校500万字，还先后参加编著《中国历代学案》（10卷）、《易学集成》（3卷）、《诸子集成新编》（10卷）、《诸子集成续编》（20卷）、《诸子集成补编》（10卷）等大型著作十余种。舒大刚先生先后完成《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元文学部》、《三苏全书》、《宋会要辑稿》（电子版）、《宋集珍本丛刊》等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10余种。刁忠民先生曾参加《全宋文》、《后村大全集》的编纂点校工作。李文泽先生参加过《全宋文》的编纂、点校700万字，编撰过《梦溪笔谈全译》、《宋人年谱丛刊》、《宋代语言研究》等著作。郭齐先生撰写过《朱熹新考》、《朱熹诗词编年笺注》、《朱熹传》，点校过《朱熹集》（全十集、第一作者）。这是一支文献功底深厚，训练有素，专业水平很高的学术队伍。据我所知，除上述五位先生而外，川大古籍所还有诸如吴洪泽、王智勇、尹波等先生，亦皆为古籍整理学界的知名学者。由这样一批高素质的学者为核心所组成的川大古籍所学术群体，实力相当强大，是国内古籍整理研究的重镇。他们所承担的各种古籍编纂、整理及研究任务，都能按时按质完成，做到无往而不胜。这已为他们研究所的发展历史所证明。

川大古籍所在《儒藏》编纂的大潮中已引领风气之先，首批高水平的史部五十册巨著现已刊行，我期望能早日见到“三藏二十四目”的《儒藏》全部，以便将中国的儒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以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绘上重重的一笔。

【作者简介】陈恩林，1940年生。吉林省公主岭市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吉林大学古籍所所长。兼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秘书长、吉林省史学会副会长、吉林省周易学会会长、教育部“中华文化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在《历史研究》、《文史》、《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先秦军事制度研究》、《春秋军事史》、《逸斋先秦史学术论文集》等高水平学术专著。

　　关于《儒藏》的相关评论：

• 钟肇鹏:略谈《儒藏》的编纂
• 黄修明:八载辛劳铸巨制 典藏儒
• 廖名春:为往圣继绝学 集儒史之大成